蔡昉：经济政策着力点应从投资者和企业转向家庭本位

　　CMF季度论坛（2024年第三季度）（总第66期）于9月21日举行。中国社科院国家高端智库首席专家蔡昉出席并演讲。 

　　蔡昉表示，据测算，虽然我国潜在增长率有下降趋势，但仍能够满足达到基本实现现代化要求的速度。不过，目前的问题是实际增长率尚未达到潜在增长率水平。

　　蔡昉认为，消除其中的差别，就要从打破需求侧的制约，政策施力和瞄准对象要从投资者和企业转向家庭。

　　蔡昉说，“过去，宏观经济政策的着力点和瞄准对象是投资者，谁贷款我就给谁优惠，就让谁简便，这叫宽松的货币政策或财政政策，或者直接给企业各种补贴，这些产业政策都可以做，但在短期周期性宏观政策中，不应该继续这么做了，而是应该转向家庭本位”。

　　蔡昉认为，政策施力于家庭本文不应仅是短期政策，而是要变成长效机制。

　　他指出，我国未来发展的新常态是‘双常态叠加’。一是2012年、2013年之后中国经济发展的新常态，经济增长速度下降；二是2022年我国人口开始负增长，导致消费者在绝对意义上减少了，使得未来居民消费成为显著制约，甚至成为经济增长是否达到预期目标的长期因素。“这时候要就要政策的重心要瞄准到家庭上来”，他说。

　　此外，蔡昉还指出，要着眼于从过去盯着菲利普斯曲线转向同时关注贝弗里奇曲线。

　　菲利普斯曲线是指通货膨胀率和失业率之间是相互替代，相互权衡的关系。以往遇到需求侧冲击时，宏观经济政策最主要的出发点，都是希望通过刺激宏观经济使经济增长重新回到正常轨道、回归到充分就业。

　　不过，蔡昉说，目前，城镇失业率已经回归到常态，但和历史水平比略微有所上升，这说明自然失业率是可以提高的，不是永远固定的值，提高的自然失业率就意味着是结构性的矛盾越来越突出。

　　他解释说，由于我国的人口结构中国，一老一小的就业能力略微弱一些，加之产业结构变化的速度也会导致创造岗位的速度赶不上人力资本的培养。因此，新的岗位也就创造不出来，但旧的岗位肯定是要逐渐消失等因素，还有制度因素。这些都决定了我们必须关注结构性就业矛盾，必须关注自然失业率。因此，我们就要应用贝弗里奇曲线所揭示的自然失业率形成的原因，来应对问题。

　　蔡昉指出，如果一部分人没有就业，人力资源就没有得到发挥，这是供给侧的损失。他们减少收入就减少了消费，这是需求侧的损失。因此，不管哪种失业现象都要应对，但自然失业应对的方式有所不同的，要把应对工具放到宏观经济工具箱中。

　　如果解决问题呢？

　　首先，蔡昉认为，自然失业率也涉及体制因素、制度因素，其中一条就是户籍制度。他强调，户籍制度不仅涉及农民工，也包括大学毕业生。引入户籍制度的改革可能是解决问题的根本，“从供给侧改革来说，可以带来百万级新增劳动者、劳动群体；从需求侧来说，可以当即产生上万亿级的需求”。

　　第二，遵循人口发展新常态，重新定义人口红利。蔡昉说，到2032年，我国就将进入深度老龄化社会，因此，就要把关注重点放在更大的年龄群体上。“这个社会哪个群体规模最大，人数最多就应该关注他们。一方面作为人力资源来用，另一方面人口红利概念还可以扩展，还可以有需求侧的，可以把他们变成有效的需求消费者，这是我们伴随人口老龄化必须挖掘的新的人口红利”。

　　他举例说，银发经济可能带来照护经济、照护产业的发展。

　　此外，蔡昉还举例说，以家务劳动占24小时时间的比重来看，中国妇女与其他国家相比较“总的来看，并不比其他国家负担更重，中国妇女还说得过去”，但另一方面，中国妇女的劳动参与率是全世界最高的。

　　上述两个数据说明，这种情况就造成了中国妇女没有时间进行人力资本培养，也没有时间生孩子、照顾孩子、教育孩子的现象。

　　蔡昉认为，可以把相关需求变成，推进社会化服务供给，这就可以产生几重效果：

　　1、提高劳动参与率，一是妇女本人的劳动参与率，二是给别人创造了条件，增加了就业岗位，缓解了结构性就业矛盾。

　　2、扩大了社会服务供给，增加了GDP。“因为我们全部劳动时间分为三等分，大概有1/3的劳动是无偿劳动，无偿劳动是不计入GDP的经济活动，你把它变成社会化供给，GDP就显著增长”。

　　3、提高生育意愿，提高生育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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