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集体想象的疆域，聋子是被遗忘的”｜国际聋人日

你从童年起就走在一根钢丝绳上，你在两个世界之间摸索道路，你对两个世界都没有完全的归属感。而一旦你歪向某一边，比如说现在你一下子损失了15分贝的听力，这条绳子就不见了。

在又一次听力下降后，露易丝的言语治疗师如此对她说。露易丝自小左耳失聪，右耳只能隐约听到一些声音。一直以来，她靠嘴形才能辨认别人的话语。只有光线才能让她“听”懂，让她将词语如珍珠般串起来，构成对话。有时线断了，便产生了误解，荒诞画面进入脑海，化身为奇妙的人物。

露易丝的故事，是一个面临失聪的年轻女孩与周遭世界之间的奇特关系的展现。在法国作家阿黛勒· 罗森菲尔德笔下，露易丝找工作、在水族馆散步，爱，她掉进词语的深渊，又在奇思妙想里飞升直上。水族馆里，她发现水母和其他的鱼不一样，它没有耳朵，却不妨碍感受世界。

水母的听觉器官位于其触手中间的细柄上，有一个含有听石的小球，它能够感受到海浪和空气磨擦产生的次声波，从而感知风暴的来临。因此，水母尽管没有陆地生物那样的专门听觉器官，却能够通过特殊结构对周围环境中的振动或声波有所感知。

每年九月的第四个星期日是国际聋人日。从罗森菲尔德笔下的失聪女孩自白中，我们或许可以看到一个散落诗意与阴影的世界，并努力回答一些问题，比如语言能否描绘静默、静默如何带来偏见。

《水母没有耳朵》（节选）

撰文 | 阿黛勒·罗森菲尔德 翻译 | 何润哲

工作

我重新掌控了自己的存在，开始找工作。当我以标有“残疾人士认证”的简历在求职市场海投的时候，士兵在阳光下抽烟。

我收到的第一份肯定答复是市政厅的合同岗。岗位说明含糊其辞，可谓完美匹配我的个人资料和求职动机。

几封电邮，我约上了一个大概是部门领导的人。日子到了，我开始严重怯场，想到自己可能会听不懂，我又复习了一遍自我介绍要怎么说。我要怎么才能回答关于开会还有接打电话的问题呢？我已经不知道自己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了。

市政厅离我家有三十分钟巴士车程。那是一座附属建筑，嵌在两栋奥斯曼式的大楼之间，入口是玻璃门，外立面是石膏加偏光玻璃的幕墙，显得格格不入。通过安检闸门，我来到一个小厅，里面有交错布置的蓝色塑料椅和一棵假香蕉树，看起来仿佛一个乡间小火车站的候车室。一个高个子、肤色苍白、有点驼背的女人过来找到我，软绵绵地和我握了握手，请我跟她走。

跟着她的步子往前走时，她的鼻音消散于两壁的回音之间，我推测出她在和我说话。我没法向她解释情况，只好摆出一个愚蠢的微笑，让她在回头确认我没有跟丢的时候瞥见。我不知道她是在等待我回答她之前说的话，还是已经对我有了判断，或者什么都没注意到。不管怎样，等到我走进她的办公室的时候，局势的紧张已经显而易见了。

我在她对面的扶手椅上安置好自己，一叠叠文件成了我们二人之间的护城河。对我来说很不幸的是，电脑遮住了她的脑袋，而且排风扇还对着我的脸吹热风，加重了我的麻烦。

“所以说，您（我在座位上扭动，好读取她的嘴唇，可那苍白的脸避开了我的视野）夏季。”

或许她是在说暑期工？概率很大。

或许她已经在询问我的暑期安排了？不可能。

或许她是在想问我有没有度过一个愉快的夏天？可这说不通。

也有可能是“简历”，而不是“夏季”。这样的话，她可能是在面试的开头讲到我投了简历。

不论如何，我回答：“是的。”

她的棕发从屏幕后冒出来，惊讶地打量着我，又缩回自己的城堡主楼。

接下来，在一阵清嗓子和咕哝声之中，我好像听到了“做作”两个字——我听到的音节没法将我导向别的词。是我显得太做作了吗？我说了什么会这么令人讨厌？她想说什么？

愤怒将我淹没。咕哝声又开始了，越来越响。

“您知道的（叽里咕噜）我们（嘟囔）。”电脑后面的声音说。

我却只能听见狂吠、呻吟和尖叫，四周只剩下狗被虐待的惨叫。

一阵铃声突兀地响起，是火灾警报器吗？我每一个器官都开始惊恐。部门负责人在材料堆里一通摸索，从一摞乱七八糟的文件里掏出一个电话听筒。

原来只是电话呀！

我向露出四分之三的脸嘟囔了一句“您请便”以表示我不会偷听她和别人的通话，面试随时都可以继续；以上，再加上一个轻松的微笑，作为点缀。

我用眼角余光看着她的键盘，同时试图抑制住自己为失败的一天狠狠敲下撤销键的欲望。

就在这时，我感觉到小腿上一阵热气。那不是电脑排风扇。趁着对面的注意力不在我这里，我往座位下方看去，但突然一阵疼痛，让我叫出了声。一条狗——或许是德国牧羊犬，或许是捷克狼犬，或许是牛头梗——咬到了我的小腿。它用仅剩的一只眼睛看着我——另一只坏了——大口掀开，准备好再次攻击。我吓得动弹不得，只能放低目光，尽可能动作轻柔地把双脚往椅子上提，直到膝盖紧紧靠在胸口上，这时部门负责人挂了电话。

她像是被惹毛了，瞪着我。我回到得体的姿势，心里祈祷不要再被那条正用尾巴拍打地面的狗咬到。显然，部门负责人完全没有注意到什么异常。

“（叽里咕噜）残疾人。”听上去像是一个问题。我能回答些什么呢？向她解释耳聋是什么感受、无助是什么体验？我可以声音不发颤地谈论这些吗？我担心的那一刻已经到来，她即将提出一连串尴尬的问题。不假思索，为了岔开话题，我说：

“‘残疾’（handicap）最初是一个马术词汇，起源于18世纪英国的赛马。当时，投注在一匹马身上的钱会被收集在一个帽子里，英文叫‘cap’。到了法国，‘handicap’这个词被用来指一种特殊的比赛，它会通过合理分摊不利因素来保证参赛者的机会均等。”

面对她的不解，我开始总结陈词：“押注在我身上，您就可以填满残疾人士就业的配额，赢得比赛！对谁都有好处！”

她站起来，向我伸出柔软的手，示意这场不伦不类的面试宣告结束。我搭上汗津津的右手，她将我推向出口。

散步

不用上班的时候，我就渴望把自己关在人迹罕至的地方，自然历史博物馆的比较解剖学艺廊，是我心目中结束一天愁人工作后的好去处。入口处，史上最大的陆生哺乳动物的骨架群落在风中驰骋，重新组装的骨骼会让人以为它们真的在动。这里总让我联想起某个濒临灭绝的文明，我不禁将其与我的双耳做比，就像骨传导的声音，在我的大脑皮层穿行。俗称“大海牛”的巨儒艮已经因为过度捕杀而彻底灭绝，小牌子上写着这样的话。

我转向沿着墙壁延伸的展示柜。午夜蓝的背景上，一排钟形罩里的老鼠头骨吸引了我的注意。孤独的空腔中，交错的光影让我不忍离去。

我全神贯注，都忘了身边的呼噜声：狗在秘鲁河狐的骨架前喘着粗气，发出尖锐可怖的吠叫。

在入口的正对面，是畸形陈列区。福尔马林罐子里泡着形形色色的怪物：独眼的猪、兔唇的狗、无头鲤鱼、连体羊羔。我看到旁边的说明上写着，畸形学研究的是发育异常所引起的畸形。这些异常通常是由胚胎分裂过迟或不完全，先天（染色体异常）或意外（接触有毒或放射性物质、感染）的遗传变异所导致的。

我算什么怪物呢？我想象自己被封存在福尔马林里，鼻子皱起来，耳朵朝两边打开，嘴巴微张，像是要说“什么？”（展示柜里的标准形象）。不过说到底，并没有人知道我算不算真正的怪物：我从来没有做过基因检测，我的家族成员里也没有一个是聋子。

我从脑海中赶走这幅画面，接着读说明：“在19世纪以前，此类畸形被视为偶然事件（那为什么落到我头上？）或鬼斧神工，激发了丰富的想象。美人鱼、三头犬以及荷马《奥德赛》中的独眼巨人等古老的怪物形象都是这类想象的产物。怪物们也频频出现在中世纪艺术对地狱的描绘中，例如耶罗尼米斯·博斯的画作以及教堂的三角楣饰。

在集体想象的疆域，聋子是被遗忘的。没有哪一个金光闪闪的传说是关于残破的耳朵的。人类的创世神话里，没有聋子的位置。人性中的同理心都留给盲人了。在古代中国，聋子会被扔进海里；在高卢，聋子会被献祭给天神；在斯巴达，聋子会被从悬崖上推下去；在罗马和雅典，聋子得在公共场所示众，或是丢到农村里。

俄狄浦斯刺瞎了自己的双眼，何苦呢？他本该刺穿自己的耳朵才是。这故事原本就关乎听觉：俄狄浦斯听错了神谕的意思，换言之，他是听障人士，没有听懂警告的能力。但聋子既没有盲人的辉煌，也没有盲人那哲学家般的沉静。这样的误解还在因精神分析的风靡而延续。不，说真的，这没道理，精神分析师不是眼睛也不是嘴巴，他们是耳朵。

最后一面墙通向出口，向游客展示了我觉得可以统一归于声音系统的各种器官。首先是肺——呼吸器官，然后是各种尺寸的心脏。这二者的功能是持续泵送我们赖以为生的东西，是它们让我们坚持活着。

羊驼的舌头、鬣狗的舌头——不知它们可会有是非口舌？——舔着自己的展室。（“再试试，你听不到‘th’这个音吗？”英语老师说，她的舌尖卡在上下两排牙之间保持不动。“再试试，你听不到‘r’这个舌尖颤音吗？这一点也不难呀！”西班牙语老师说，张开嘴巴向我展示她的舌背。）

下一个展示柜里是一组编号牌，上面钉着一个个中央有黑孔的灰色方块。我看了看说明文字，原来这些都是鱼的耳朵。旁边放了一个按钮，我按了上去，一阵剧烈的振动传来，直达我的小臂。发光板亮起，补全了说明：刚刚的感官体验展现的是鱼类感知声音的方式，即振动。

接下来，我走向下一个完全透明的方块，那里呈现的是水母的听力，与代表鱼类和人类的耳朵的黑孔截然不同。

这里没有按钮，代之以一团黏糊糊的东西。把手指伸进去，可以感觉到它像外阴一样，不时抽动。小小的发光板指出，水母没有耳朵，它们的感觉器官是负责视觉和平衡感的。我感觉自己就像水母，漂浮在团块中，什么都看不见。

牡蛎则代表了向人耳的过渡。再次滑动手指，会感觉到刺痛。发光板解释说，有一组研究人员对牡蛎放录音带，牡蛎的反应是猛地闭合，尤其是在播放低频音段时。对声波振动的感知使得它们可以听到激浪、鲷鱼和船只。

说明文字最后写道，人类的船运已影响到牡蛎的健康，因为这会让它们的开合过于频繁。

我感同身受。

相比图文并茂的鱼类、刺胞动物和双壳纲动物听觉器官展示柜，人类耳朵的展示要简单许多。只有几个内耳的取样、几片骨骼碎块和残骸，看起来就像是一艘因退潮而搁浅在博物馆的沉船，已经被高盐分侵蚀得只剩几片遗骸。

我的双耳从未能出海航行，去往其他语言。我至多只能算是水母、鱼和牡蛎的混合体。

爱

我们第二次见面的一个月之后，托马在和安娜一起来我家喝一杯时，看到了门口摊放的听力图。

过了长到足够让我忘记这件事的时间，到了四月——那时我们刚开始“常常见面”没多久——有天晚上，他把我拖进了一个那种昏暗的角落。“我不喜欢惊喜。”可他却用一连串雄赳赳气昂昂的拟声词回答我，大概是想要激励我迈出最后一步。“我不喜欢黑洞洞的酒吧。”我又说。他拉起我的手，让我顺着楼梯下到地窖——一个空荡荡的、有拱顶的房间。石头之间的光照出了墙壁的潮湿，房间尽头有一个调音台。

一道没有一丝模糊的声响划破空气，电吉他奏出一个悬停许久的音符，圆润、饱满，声音的温度让我的喉头颤动。倏尔，声音全部消失，一片寂静中，余音回响。如此重复了几轮。我的喉咙和食道与低音共振，头骨被通电般的声膜罩住——寂静扯住记忆中残留的音符——那个最敏感的音爆燃开来，每次都是那个音，我等待许久、期盼许久的音——天鹅绒般的沉默——托马的微笑——等待中的沉默。

萨克斯管的乐声在地窖中铺展开来，填满我两肺之间的空域，高音的渐强让我口干舌燥。情感像河水一样流过我。我听见起音，听见呼吸进入乐器的吹嘴。附点音符淡褪后再起，变得更加高亢，冻结我湿润的心，为我发烧的耳朵带来凉意。尖峰林立的景象穿过灯火通明的夜，和黑白的巴黎夜景图像混溶在一起，被声音染上颜色。（托马是怎么知道《通往绞刑架的电梯》是我最喜欢的电影的？）

有时，糟糕的听力会让我有超忆的症状。在最后那清晰、有力、前所未闻的独奏中，我看到托马的嘴唇翕动，为我翻译电影的对白：“我明白存在着私人生活，但私人生活，对于每个人来说都是不稳固的。电影比生活更和谐，阿方斯。”——我又看见让娜·莫罗那美丽的等待、甜蜜的恐惧，咖啡馆里的黑白画面，这等待与恐惧在我的眼中是多么光滑，那交叉的双腿和铅笔裙包裹的倦怠又是多么美呀——“电影里不会有堵车，也不会有冷场。电影像列车一样滚滚向前，你明白吗？就像夜行列车那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