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 文丨陈沁（脉策数据首席经济学家，经济学博士）
本文首发于作者微信公众号“城市数据团”，界面新闻获授权刊发。授权事宜请联系原著作权人。
“内需”这个词，最近再度贯穿各类政策的主线和各大媒体的头条。从中国知网统计了历年的“内需”和“外需”这两个词在学术和报纸中出现的次数比例，可以画出下图：
可以看到，上一次大量提到“内需”，是2008-2010年。彼时距中国加入WTO已过去数年，全球金融危机造成了世界范围内的需求收缩，学者们的视线因而转向内需，希望能重构经济增长的动力。
伴随着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和城市化的快速推进，一、二线以外的城市便是从此时开始踏上发展的快车道。要知道，在2010年之前，大部分三线及以下的城市并没有大卖场、电影院、高档办公楼、五星级酒店。同时，物流成本下降带来的电商繁荣，更是让各种商品更容易地触达千家万户，释放了数亿人的消费能力。
从上图也可以看到，在2011年到2018年，“内需”被提到的频率显著降低了——内需正在现实中快速释放，有效刺激经济增长，自然无需多提。
但从2018年起，“内需”的词频再次逐年上升。2023年，“内需”被提到的频率与“外需”的比值已经超过了2009年，仅次于危机顶峰的2008年。
2024年，提振内需已是迫在眉睫的任务，国庆前的政策集中释放呼应了这样的需求。但是，市场的波动只是短期，我们仍然需要思考——中国的内需在中长期增长情况会如何？可能的驱动力在哪里？
测算不同群体消费能力：男人不如狗？
上图这个不等式，想必大家在许多文章中都看到过——男人消费能力不如狗。
这个不等式后续的发展，可能许多读者也见过——男人消费力终于超过了狗。
炒作这种噱头不难，但是，计算一个特定性别、年龄段的人口消费力，真的很难。因为消费是无法归结到个人的，无论是用谁掏钱来定义，还是用谁最终使用来定义，都不是特别准确。因此，在所有微观调查数据中，消费往往只能在家庭层面被询问——您家上个月消费了多少钱？
因此，我们必须在一系列假设的基础上，把家庭消费给分解到每一个人身上。
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有三个家庭的数据：
家庭A，30岁独居男子，每个月消费5000元。
家庭B，30岁男性与30岁女性同住，每个月消费11000元。
家庭C，30岁男性、30岁女性与3岁孩子同住，每个月消费15000元。
假设A、B、C家庭中的30岁男性消费一样，B、C家庭中的30岁女性消费一样，自然能得出结论：
30岁男子每个月消费5000元，30岁女子每个月消费6000元，3岁孩子每个月消费4000元。
采用类似的方法，将几万户被调查家庭分性别、年龄的人口作为自变量，对这些家庭的消费进行最小二乘法，便能算出每个年龄段、性别人口的平均消费。以2020年CFPS数据计算的结果为例，见下图：
上图的两条曲线，代表2020年男性和女性在各年龄段的平均消费。比如在上图中，35-39岁的女性对应的数值是5万元，其含义为：一个家庭每增加一名35-39岁的女性，这个家庭的总消费会增加5万元。
可以看到，在绝大部分年龄段，女性的消费力都显著高于男性，从25-60岁均是如此。但是，女性的消费有一个显著的倒U型，2020年时35-39岁的女性的人均消费为5万元，同年龄男性仅为3万元；而75岁以上的女性人均消费仅为2万元，男性却依然接近3万元。
因此，女性的消费能力高于男性的说法，似乎并没有什么问题。男性只有在70岁之后，才能用不断升高的医疗健康消费反超女性。
但是，男人的消费不如小孩，似乎并不正确——从图中看，男性的消费要比儿童高得多。孩子并没有我们想象中的那么花钱，对于CFPS数据覆盖到的绝大部分农村家庭来说，仍然是“添个孩子添只碗”的状态。
我们使用更多其他国家的数据，采用了相同方法进行了计算，这些数据包括：
美国消费者支出调查（Consumer Expenditure Surveys），每年包括四个季度的调查，每次调查家庭数约为1万户，合计4万户。
英国生活成本和食品调查（Living Costs and Food Survey），每年调查5000-7000户。
日本家庭追踪调查（JHPS与KHPS），每年调查4000-6000户。
韩国劳动与收入追踪调查（Korean Labor & Income Panel Study），每年调查15000户。
美国、英国、日本、韩国的2020年分年龄、性别的消费曲线，分别是这样的：
和中国对比，英美日韩的各性别、年龄段消费曲线有一个相同点——他们基本上都是倒V型或者倒U型，中年人高，老人和孩子更低。看来，中年男人的消费能力显著高于，而非低于儿童，这点在全世界都是一样的。
不同点有两个。
1，中国女性消费在大部分年龄段都远超男性（最高幅度约为60%），而英美日韩各个年龄段的男女消费差异并不明显，唯一的差异出现在日本和美国的中老年人口中，而在这个年龄段，也是男性消费高于女性。
2，消费最高点出现的时间不尽相同：
可以看到，中国的消费最高点对应的年龄，要比其他发达国家年轻一些。这个差距，正是关于“银发经济”的各种期待的理论来源——
如果中国消费最高的年龄段不是40岁左右，而是50多岁，甚至像日本一样，男性消费从50到74岁都维持在高点，那么中国这一波老龄化，岂不是又能带来新一波消费增长？
“银发经济”：未来可期？
在讨论老龄化能否带来银发经济之前，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上面的几张图中的曲线，呈现的不仅仅是年龄效应，还有代际效应。
年龄效应，可以理解为无论你是80后、90后还是00后，到了几岁就做几岁应该做的事。
代际效应，就是你是哪一代人就拥有哪一代人的特征，不管你到底是几岁。
以上图中的2020年女性在各年龄段的平均消费为例，实际上就混杂了年龄效应和代际效应。40多岁的人口的消费高于60岁人口，一方面是因为40岁的人正值壮年，消费能力原本就比60岁的人更旺盛；另一方面则是因为40岁的人出生于1980年，而60岁的人出生于1960年，前者的平均教育年限远高于后者，在人力资本积累阶段也吃到了更长的经济增长红利，因此收入也更高。
年龄效应和代际效应混杂在一起，才得到了我们在前面看到的每一个国家的每一条曲线。日本60岁人群消费更高，是1960年出生的日本人口的代际效应，和60岁人口的年龄效应混合在一起之后的结果，这个结论，不能直接用在中国的数据上。
要计算中国的60岁人口之后会有多高的消费，我们必须把年龄效应和代际效应分离开。
在上文中，我们画出了2020年的各性别、年龄段人口的消费曲线，那么用2015年调查总队数据做同样的计算后，将两条女性消费曲线放在一起，得到下图——
可以看到，从2015年到2020年，女性的分年龄消费曲线，最高点从35-39岁，移动到40-44岁，整整向右移动了5岁。这很好理解——2015年的N岁人口，和2020年的N+5岁人口，正是同一批人。在相邻曲线的相邻年龄中间画出一个小箭头——比如2015年的20岁，35岁、50岁，分别连接到2020年的25岁、40岁、55岁，每一个小箭头的长度，代表同一批人长大5岁以后，消费增长的幅度。由于每一个箭头的两端指的都是同一代人，这样的方法便能去除代际效应，只保留消费增长的年龄效应。
我们使用2001到2015年的调查总队微观数据、2016、2018、2020年的CFPS数据（北京大学家庭追踪调查）和2017、2019、2021年的CHFS数据（西南财经大学家庭金融调查），汇总出了长达21年的家庭消费队列数据，使用该数据，我们便可以每5年做一次计算。
比如25-29岁的人口，成长五年，到了30-34岁，他们的消费会增长多少？使用2001年的25-29岁人口，和2006年30-34岁人口，可以计算一次；2002和2007年的数据；2003年和2008年的数据……一直到2016年和2021年的数据，都可以计算一次。此时对于每一个性别、年龄段的人口，我们就有了16组消费增长率数值。将每一个年龄段男性女性的16组数值放在一起，一个年龄就有32个增长率数值，每个年龄段的32个增长率如下图所示：
可以看到，上图的点围绕出了一条明显的分年龄增长曲线——从20-24岁到25-29岁，在绝大多数年份，都是消费增长最快的一个年龄段。在30岁以后，消费增长率下降，直到50岁-60岁左右，达到消费增速最低谷。65岁之后，再略有回升——但仍然远低于25-29岁的增长。
从上图可以看到的另一个信息是——不同年份出生的人口，在他们的同一个年龄段，消费增长模式是十分接近的。
这个模式，和人们的出生年代关系不大。人们常常用不同年份出生来将人群分类为不同世代，并取了各种炫酷的名称，但长达20年的消费面板数据告诉我们，也许由于技术发展水平不同，不同世代消费的商品有差异，但是从消费增长上来看，到了某个年龄就做某件事，才是人类百代千年不断重复的主流。
类似的现象，在美国、英国、日本、韩国的数据中一样可以看到。美国的数据相对来说时间序列最长，从1980年开始提供微观公开数据，已经有44个样本。我们使用其中能算出的最早一个样本（1985年）和最晚一个样本（2022年）进行对比，结果如下图所示：
可以看到，1985年的20岁人口和2022年的20岁人口，前者是1965年出生的，后者在37年后的2002年出生，但是他们在20岁时的消费增长速度如出一辙。两条曲线的形状也几乎完全一致——不仅时间上前后一致，和中国的曲线也几乎一致，都在50-60岁左右达到人生的消费增速的最低谷，但消费增速最高峰，美国出现在20岁，中国出现在25岁，两者略有区别。
英国、韩国、日本的各年龄段5年消费增长率如下三图所示：
可以看到，这些国家的分年龄五年消费增长率也是类似的。
从以上遍布各个时间、空间的数据中，可以得到下面的推论：
1，在20-30岁左右，人们总是达到了他人生中消费增速最高峰。
2，在50-60岁左右，人们总是达到了消费增速最低谷。
3，以上结论，无论在中国、美国，无论出生于60年代，还是00年代，都同样成立。
这就是消费的两个窗口。20-30岁，是消费的高窗口；50-60岁，是消费的低窗口。
在消费的高窗口，年轻人走出大学，迈向社会，开始有第一笔收入，有自己的人生规划，想要过上更好的生活。不同国家、不同时间出生的人口，都在这个区间经历了消费增长的加速。
在消费的低窗口，人们的体力、智力、职业竞争力都开始降低，收入增长放缓，加之退休临近，子女一般也已经能够自立，可以松一口气。不同国家、不同时间出生的人口，都在这个区间经历了消费增长的停滞。
在两个窗口之间，从30到50岁，就是消费增速的滑坡期，每涨一岁，消费绝对水平可能还会有提升，但是增速逐年下滑。
因此，目前消费并不高的60后们，是不可能在未来几年带来消费增长的，因为他们正处于人生消费增速最低的年龄段。
可能有读者会追问，既然50-60岁的消费增长率如此低，为什么日本60-70岁的人群的消费还能那么高呢？
道理很简单，日本的60-70多岁的人群，在二战后日本经济起飞的阶段出生，是日本教育水平增速最快的一代，这一代人口在进入劳动力市场时，就获得了比他们的前辈更高的工资和消费水平——消费的代际效应远高于前辈，因此在相同的年龄效应影响下，消费水平在最高值上便能保持更久。
一代人和一代人之间，也许存在绝对水平上的工资差异（代际效应），但是他们的人生路径却并没有什么变化（年龄效应）。因此，我们自然不能指望代际消费水平都比较低的60后，突然出现超过年龄效应的消费增长。银发经济，前景并不理想。
从人口看内需：不乐观的未来
在稳定的年龄效应下，我们使用不同年龄段的人口数量，乘以这个年龄的消费总量，再乘以这个年龄段的消费增长率，就能算出整个社会平均消费增长率的推算值。
通过这种方式算出的消费增长率，是否能匹配上真实世界的消费增长率？
我们使用UNpopulation Project给出的各个国家2015-2019年各性别、年龄段的人口数，乘以消费增长率，再计算平均值后，与Penn World Table中的2015-2019年各国消费统计数据进行对比，得到下图——
上图的横轴是真实增长率，纵轴是仅根据人口特征推测的增长率。可以看到，真实增长率和使用各年龄段消费增长率算出的推测增长率之间，有较高的相关度，仅仅使用人口这单一变量，就达到了统计上的0.1%的显著水平，拟合优度也达到了0.4。使用一个固定的各年龄人口的消费增长率，再乘上各国的年龄结构，我们可以很好地解释当前国家之间的消费增长率差异！
那么，如果继续使用这一稳定的各年龄消费增长率，乘以各个年龄段、性别的预测人口数，我们就能够向后预测各个国家、地区未来的消费增长率。
使用UNpopulation的2024版本中的中位数预测版本，可以画出下图，列出了中美英日从2000年到2100年的消费增长曲线：
可以看到，中国在2020年前的推算消费增速是这四个国家中最高的，但该推算增速从2020年左右快速下降，并低于美国和英国，从2032年开始会有一波十多年的反弹，2043年左右开始第二波快速下降，并在2050年左右低于日本。
中国的推算增长率的下降，其原因可以在这张图中看到——
随着时间的推移，在消费的高窗口，年轻人人口还会继续减少，并在低谷停留几年。
在消费的低窗口，赶在延迟退休之前挤入的婴儿潮，逐渐到了退休年龄。
在消费的滑坡道上，人口数量最多的80后，已经全部离开消费高增速窗口，正在逐渐从青年迈入中年，向消费的低窗口滑落。
归根到底，如果一个地区的消费高窗口的人数远多于消费低窗口，那么这个地区内需大概率会快速增长；反之，则内需增长很难不进入低迷状态。
所有数据目前都指向同一个结果：从人口角度看，中国的内需，在2032年前，是极难回升的。
当三座高山迈过两个窗口
不难发现，推算的中国内需增长率，和真实的内需增长率并不一致。如果完全按照人口消费的年龄规律，中国的增长应该从本世纪初就开始下滑了，而事实却恰好相反。
让真实的世界的增长高于使用人口推算的增长，曾经的我们到底做对了什么？
让我们回到上图中，中国人口有三座“高山”。63-69年左右出生的，是第一座高山；85-90年左右出生的，是第二座高山；2012-2017年出生的，是第三座高山（虽然高度远低于前两座）。
中国经济的每一波挑战，正是在每一座高山离开高消费窗口时出现的。
当1963-1969年出生的第一座高山离开高窗口时，正是90年代中期到末期。需求的下降和国内经济结构转型交织，第一波房地产热潮遇冷，国有企业产品积压严重。此时的中国，用大规模下岗、国企改革、加入WTO引入外需渡过了这一段难关。
当1985-1990年出生的第二座高山离开高窗口时，正是2015到2020年前的一段时间。此时中国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消费向下扩张，从房地产棚改，到家电下降，到各类城市消费场景落户县乡。这段时间的增长，被定义为“消费下沉”，扩大了中国的消费盘子。
曾经，在人口结构带来挑战时，我们使用外需扩张和内需范围扩大应对，产生了强大的“代际效应”，带来了高于推算增长率的实际内需增长。
但是现在，这两个方向看起来都很难再进一步了。
在复杂的国际政治环境下，外需的增长已经不像20年前那样，只要便宜好用，就能占领国际市场。
中国内部的消费下沉空间也已经基本走完。正如我们在《春节消费增长了，但是》一文中提到的，稍微发达一些的地区，票房增长早已停滞。现在只有人口密度最低、原本人口流出最显著的地区还有增长。
1985-1990年出生的第二座人口高山已经完全离开消费高窗口，正在进入增速下滑的轨道，第三座人口高山——2012-2017年出生的人口——却还有许多年才能进入高消费窗口。
根据上文中的计算，直到2032年，人口增速对于内需增速的影响力才会由负转正。在此之前，内需的增速，在人口结构的影响下只会持续下滑。
如何度过未来8年？如何找到新的驱动力？
短期内，这种驱动力可能是以旧换新的政策补贴，加速家庭对于耐用品的置换；停止家庭居民的去杠杆，增加股市和房市的财富效应，刺激消费。
但在更加长期，还是要依靠更深入的改革。对内，调整无法适应当下现状的户籍、就业保障等制度，推动建设统一大市场。对外，寻找美欧之外新的外需来源。多管齐下，找到新的增长点，才能从根本上保障人民群众就业的稳定和收入增长预期恢复。
其实消费者们的愿望非常朴实：
希望明天比今天更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