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迷恋到解构：艾丽丝·默多克和维特根斯坦的复杂关系

摘要： ...

1999年2月，当获悉英国当代著名小说家兼哲学家艾丽丝·默多克（Iris Murdoch, 1919-1999）过世的消息时，著名文学批评家哈罗德·布鲁姆（Harold Bloom, 1930 - 2019）感叹道：“默多克的逝世意味着英国再也没有世界一流的作家了。”然而，在西方学术界，尤其是在美国，默多克作为哲学家的声望甚至超越了她作为小说家的地位。默多克和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1889-1951）的生命轨迹曾在1947年短暂交汇，尽管他们在物理空间上的接触微乎其微，但在默多克的精神世界中，维特根斯坦却成为一位永久的“居民”，并在她的思想和作品中占据了重要地位。起初，她对维特根斯坦怀有深深的仰慕，随后深入研读他的哲学。然而，随着她不断反思维特根斯坦令人着迷的个性及其复杂的人际关系，逐渐对他和他的思想产生了一种矛盾的情感，从中看出潜在的危险，并在她的哲学和小说中为此构筑了一个绕不过去的巨大存在。

艾丽丝·默多克

一、“两”面之缘

自维特根斯坦进入默多克的生活，他便留下了一道永不褪色的深刻印记。1947年10月，默多克进入剑桥大学，在纽南姆学院攻读哲学，当时的剑桥哲学界由外籍学者维特根斯坦主导。早在入学之前，默多克便已耳闻他的盛名。1943年，她在致情人弗兰克·汤普森（Frank Thompson, 1920-1944）的信中曾提到过维特根斯坦，1944年还和维特根斯坦的学生伊丽莎白·安斯康姆（Elizabeth Anscombe, 1919-2001）讨论过他。入学后，尽管默多克的正式住所是纽纳姆步道旁的一幢小屋，但她大部分时间都与凯蒂·沙阿和瓦斯菲·希嘉共宿在希嘉位于三一学院的宽敞房间里。默多克回忆说，自己“几乎就住在那里”，原因很简单：沙阿和希嘉都追随维特根斯坦学习。沙阿的听课笔记后来成为维特根斯坦《心理学哲学笔记》（1946-1947）中的一部分。

令默多克深感懊悔的是，她到达剑桥的时间稍晚了一步，就在她入学的那个暑假，维特根斯坦已辞去教职，并计划在剑桥的最后一个学期休学术假，不再授课。她错过了亲耳聆听大师授课的机会，转而向那些曾受教于他的人请教，尤其是与沙阿和希嘉探讨哲学，并不断地询问有关维特根斯坦的一切。他们唯一的话题便是“维特根斯坦，维特根斯坦，维特根斯坦”，甚至希嘉也梦见了他。默多克在日记中写道：“那种冷静而缓慢的无休止讨论……具有疗愈作用。”她迫不及待地、极为礼貌地将导师从C. D. 布罗德换成了维特根斯坦的信徒、逻辑实证主义的代表人物约翰·威兹德姆（John Wisdom，1904-1993）。

在剑桥求学期间，默多克这个虔诚的 “编外门徒”与维特根斯坦有过两次短暂的相遇。威兹德姆和安斯康姆很可能为她进入维特根斯坦的圈子发挥了重要作用。无论如何，1947年10月23日的那个星期二，她终于见到了维特根斯坦。那天，她来到剑桥三一学院惠威尔方庭K.10号一个哥特式塔楼的顶层，他在这里有两间狭长、空旷、如兵营般的房间。房间里没有书，也没有卫生间，只有两张帆布折叠椅和一张露营床。默多克觉得维特根斯坦相貌出众，身材矮小，表情严肃、专注而警觉。他的目光很犀利，外表则如同一个流浪者。彼得·J. 康拉迪在《艾丽丝·默多克传》中记录下了他们谈话的部分内容：

他对她说道：“这就好像我院子里有一棵苹果树，每个人都在用手推车运走苹果，再把它们送到世界各地。你问：我能从你的树上摘一个苹果吗。”她说：“是的，可是当我得到一个苹果时，我从来都不能肯定它是否真的来自你的树。”“确实如此。我应该说尽管它们不是好苹果……”他还说：“进行一场哲学讨论有什么好处？它就像上一节钢琴课。”

维特根斯坦持有一个著名的观点，即女性无论如何都无法做哲学，他常说：“男人粗鄙，但女人更卑鄙。”但安斯康姆则享有与男性同等的待遇。这个观点令默多克在与他会面时感到紧张不安。不仅如此，维特根斯坦的方式极为直截了当，不依赖任何常规的工具或框架，这也使默多克在交谈过程中精神高度紧张。她后来又见过他一次，但并未深入了解他，只留下了一种敬畏的感觉。他的思想更多是通过他的弟子，如安斯康姆、约里克·斯迈西斯等，间接传递给她的。

二、维特根斯坦的哲学

在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短暂接触维特根斯坦之后，默多克全身心投入了他的著作。从她的日记看，在与维特根斯坦见面一周后，她阅读了《棕皮书和蓝皮书》（Brown and Blue Books）传抄本，感到深深困惑，提出了一些日后长期萦绕心头的问题。她反思道：“维特根斯坦革命的核心是什么？……正在发生什么？那种坚固感似乎消失了。‘许多时候我们像机器人那样行动。’在某种程度上诚然如此。”1947年11月4日，她写道：“我对自己不太了解。我与我的生活不一致。（这就是形而上学的基础）。”11月10日，她再次自问：“我会接受自己像机器人一样行动吗？也许我会。”她同样在弗洛伊德的著作中发现了类似的观念：我们，还有我们的动机，对我们自己而言都是神秘的。

维特根斯坦的著作对她的吸引力并非昙花一现，而是持续引发她内心的震撼。1948年2月11日，她在写给法国作家雷蒙·格诺（Raymond Queneau，1903-1976）的信中提到：“《逻辑哲学论》越来越让我感到震惊。这部作品，以及他写的一切，都透明得令人措手不及。”同年12月18日，她写道：“我完全沉浸在研读维特根斯坦的著作中。”

1948年从剑桥毕业后，默多克进入牛津圣安学院任教，继续钻研维特根斯坦的哲学，这一学术兴趣贯穿了她的大半生。由于来自剑桥，她被视作对维特根斯坦有深入了解的人。彼时牛津的学者们对维特根斯坦的思想各执一词，她被误以为是与他关系亲近的学者之一，并与麦克·杜梅特、伊丽莎白·安斯康姆、菲利帕·福特、大卫·皮尔斯等一道，被认为是维特根斯坦主流思想的核心成员。诚然，默多克并未全身心投入牛津分析哲学，她的真正兴趣在于维特根斯坦的哲学。她对维特根斯坦的最初震惊一直延续到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在她此时的书信中仍有诸如“（我）发现自己对《逻辑哲学论》越来越感到震惊”之类的表达。维特根斯坦对神秘事物的承认、对差异性的尊重，极大地启发了默多克，使她的想象向充满偶然性而又混乱无序的现实世界敞开。她开始在小说中探索维特根斯坦的哲学，撰写与其理论相关的哲学论文，并将他的许多概念融入自己的哲学，像他一样努力从传统哲学的束缚中解放出来。

默多克的小说多次触及维特根斯坦的思想或他人的相关评论。她的首部小说《网下》（Under the Net, 1954）书名中“网”的意象直接来源于维特根斯坦的《逻辑哲学论》，象征着“语言之网”。小说出版时，有评论家甚至用德语打趣道，书中只有“美酒、美女和维特根斯坦”（Wein, Weib and Wittgenstein）。小说中的主人公杰克在其书《静音者》中认识到一个维特根斯坦式的真理：哲学家要找到答案，必须进入理论化的“网”之下，才能理解独特的细节。主要人物雨果的形象被认为来源于维特根斯坦弟子斯迈西斯，他关于沉默的观点直接取材于《逻辑哲学论》。在后来的作品中，如《布鲁诺之梦》（Bruno’s Dream, 1969）和《修女与士兵》（Nuns and Soldiers, 1980），默多克继续引用维特根斯坦的思想。她甚至将数学逻辑家乔治·克莱瑟尔（Georg Kreisel, 1923-2015）关于维特根斯坦如何不具有原创性，对其他哲学家的了解又是如何支离破碎的观点，融入了《修女与士兵》中的人物对话。

更重要的是，默多克在小说中对维特根斯坦的哲学做出了回应。在她生前出版的最后一部哲学著作《作为道德指南的形而上学》（Metaphysics as a Guide to Morals, 1993）中，她指出小说是“一间明亮、宽敞、空气清新的反思大礼堂，在这里思想和直觉可以自由自在地得到滋养”。她的小说在一定程度上是对他的哲学的回应，尤其在两人对日常语言的认识上。维特根斯坦认为生活自成一体，没有一个总体形式能概括这个世界，他用“网”的意象来代表人们构筑的现实图景，指出用以描述世界的不同体系就像机械体系一样，可以由某个特定模型的网来代表。观点、概念、语言的理论化体系组成的“细密的四方形的网”，常常妨碍我们理解个别情境中最根本的真实。在表达真理和将思想充分翻译为语言的过程中，“语言之网”无异于一种障碍，语言和理论无法完全再现偶合无序。维特根斯坦的名言“凡是能够说的事情，都能够说清楚，而凡是不能说的事情，就应当沉默”，深刻反映了他对语言的态度。

虽然默多克认可维特根斯坦对语言局限性的批判，但她选择为语言辩护。尽管她对日常语言的观点与维特根斯坦有着相同的起点，她也认为语言是大脑的产物，句法和语法构成了思维的框架，但是作为小说，她毕生关注丰富多样、独一无二的现实世界，孜孜不辍地在作品中再现偶合无序。默多克认为：“语言是超验的，它是一个终极的网，我们无法从这个网下逃脱。”她在遇到“不能说的事情”时并未保持沉默，而是采用并列、悖论或插入意外事件等方式，来呈现而不是讲述生活的神秘。她的小说人物以嬉笑怒骂的、不确定的方式玩弄语言，作者邀请读者对这些语言游戏进行不同的解读，同时体验写作、阅读和解释过程。读者可以随时参与作者和评论家的探讨，证明一个人的语言游戏总是他人批评的机会。这个过程既说了“不能说的事情”，又解释了维特根斯坦的观点，即代表一系列视角的标志有助于独具慧眼者看到语言游戏如何发挥作用。

除了在小说中对维特根斯坦进行回应，默多克在哲学著作中也与维特根斯坦展开了对话，质疑并批判了他的某些思想。《作为道德指南的形而上学》与维特根斯坦后期哲学存在某种辩论关系。比如，在对内在世界的研究上，默多克一方面明确指出，他关心的是哲学家和普通人错误地描绘或想象了什么，他的目标是消除预设但虚幻的内在观念；另一方面，她认为维特根斯坦的研究在某些方面具有建设性，其目的在于改变人的内在观念。她得出结论：“维特根斯坦一直在强迫我们把某种经历视为幻觉，从而否定了内在思维（内在生活）的密度和真实性。” 虽然这一解读错综复杂且带有某种矛盾，但是她毫不含糊地认为，维特根斯坦对人的内在生活的怀疑是过度的，他将人的内心和意识视为“机器”，其世界是“一个没有魔法的世界”。她指出，人类并非如机器般简单，自身的内在生活是神秘的，连个人自己都无法完全认识清楚。在她看来，阅读《哲学研究》时，最可能引发的情绪之一就是失落感：

在《哲学研究》中，我们“失落”的是某种内在的东西。比如，当我们继续探讨他的论点，进行他的那些……“练习”时，我们会（真的）确信，（比如）我们确实不需要心理样本来识别椅子，或者需要记忆图像来记住事情。但最终，我们也可能会感到，我们无法证明我们最重要的思想或最珍贵的意识的真实性或特征。我们正在失去这些细节。

默多克拒绝接受维特根斯坦对内在生活和想象的怀疑，她担忧这种观点会导致对人类行为的机械化理解。她认为：“我们的想象会立即对我们的经历产生作用，而且这种作用是持续的。世界上不存在所谓‘赤裸裸的数据’。”此外，默多克从一开始就反对维特根斯坦强调事实与价值的分离，主张许多事物应当被视为神秘的，她也不认为讨论绝对道德概念是值得怀疑的，无论这些概念是理性的、哲学的，还是普通的。作为一位道德哲学家，她认为有必要提出价值问题，探讨内在思想，相信哲学研究应该深入理解内在思想的发生过程。

关于语言是否能够表达内在思想，默多克超越了哲学的“科学”和“分析”模式。她猜测维特根斯坦或许会承认，人们在思想和语言的边界常常能够“看见”那些无法言说的事物。他可能会说：“在某种意义上，的确存在思想事件，比如思想画面、对自己说的话，或许还有需要用隐喻描述的、更为晦涩的表达。”人们往往感觉，自己在思想中想说的比用语言表达的要清晰得多。人们在受到视觉和身体感觉方面的刺激时，能够更好地传递内在的、未被人察觉的经历，其中充满了可被感知的东西。就语言在思想“里面”出现的状况而言，语言本身几乎无法跟各种想象区分开来，而对于隐匿的身体知觉，语言有时也几乎无法与感觉分辨。

三、维特根斯坦这个人

维特根斯坦

对于默多克而言，维特根斯坦的哲学仅是硬币的一面，另一面则是他作为一个人的存在。她认为，维特根斯坦如同一个巫师般的权力人物，令周围的人臣服于他的魔力。关于她自己与他的关系，1974年3月24日她在致克莱瑟尔的信中写道：

说“我对维特根斯坦感兴趣”太过委婉。我就是维特根斯坦……当然不是“真正的”维特根斯坦……而是那个给我带来灵感、（深深地）影响了我的人。我想如果我认识他，那时我可能会爱上维特根斯坦（这个人），虽然我觉得现在我不会喜欢这样一个人，作为一个人，我会更严格地评判他。

在默多克眼中，维特根斯坦自带光环，拥有一种令人难以抗拒的魅力，让人不由自主地想入非非，为之“赋魅”，并为之倾倒。她承认：“如果我认识他，那时我可能会爱上维特根斯坦。”维特根斯坦的门徒们对他几乎是终生狂热地崇拜，比如他们热衷于模仿他的言行举止，甚至连他的奥地利口音也不放过。诺曼·马尔科姆就是一个例子，他是维特根斯坦在哲学讨论中比较喜欢的一个“虔诚的愚弟子”，也是把其思想传播到美国的主要人物。有一次，维特根斯坦在纽约康奈尔大学发表演讲，一个学生问道：“那个模仿诺曼·马尔科姆的老人是谁？”

默多克与维特根斯坦的关系，也如同门徒之于巫师，其魅力长久地笼罩着她的精神世界，贯穿一生。在她的内心深处，他不仅是一位令人敬畏的哲学导师，更像一位复杂而矛盾的“父亲”般的存在。默多克的亲生父亲曾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1987年当她意外发现父亲在行军途中匆忙书写的日记时，各种遐想和战争场景不断在脑海中浮现，其中之一就是关于维特根斯坦。她在1991年11月5日的日记中写到，1916年12月31日，当“我父亲在笔记本上写下整个下午的记录……连续好几个小时，飞溅的弹片跌落在他们周围”的时候，维特根斯坦或许正处在类似的战斗环境中，只不过是在另一边战斗，或许还在为《逻辑哲学论》做笔记。两人甚至年龄“也基本上相同”：一个生于1889年4月，另一个生于1890年4月。默多克的这段内心纠结也体现在她1956年与约翰·贝雷结婚前夕的一则梦境中：“昨晚梦见我和维特根斯坦相处融洽……梦中我很开心，但随即感到恐惧，因为约翰·贝雷即将到来，我担心会发生冲突。”她的梦暗示着对父亲与情人之间的双重依恋：“我似乎正在选择‘儿子’，但仍担心父亲会如何看待我。”

正是在这层复杂关系中，默多克写下了她关键的一句反思：“我觉得现在我不会喜欢这样一个人了。”这一由“赋魅”到“去魅”的转变，是她在深入理解维特根斯坦与其门徒间的权力关系后逐渐形成的。她在致格诺的信中坦言，维特根斯坦周围的气氛“激动人心且晦涩难懂”。在她眼中，他是一个十足的权力人物，以羞辱和逐出师门为手段来控制学生，有时甚至要求他们退出哲学事业。她认为他带有某种“邪恶”，曾抛弃老友，严厉批评犹太难民哲学家，建议有前途的学生放弃哲学，摧毁他们的职业生涯。斯迈西斯的经历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他不仅是维特根斯坦最信任的学生，1937年后更成为他的课堂上唯一获准记笔记的人。斯迈西斯的形象近乎荒诞：他“像是哈姆雷特与第一个掘墓人之间的十字架：瘦削、高挑、弓背、近视且心地纯净，习惯于缓慢的问答（这是维特根斯坦喜欢的一种探究方法）和奇怪的禁欲。他五岁便开始读普罗提诺”。然而，这样一位仿佛为哲学而生的人，却因维特根斯坦的影响而决定成为一名公共汽车售票员，不过他“壮志未酬”，成了公交公司历史上唯一没有通过理论考试的人，最后成为一名图书管理员。

默多克在1968年1月29日的日记中写道：“维特根斯坦摧毁了人内心的自尊。”他凶猛残忍而充满破坏性，让追随者陷入自我否定。明白这一点后，默多克不再喜欢维特根斯坦也就变得顺理成章。然而，更为有趣的是，她以一种无意识的方式在文学作品中对维特根斯坦进行了“复仇”。她在后期小说中反复塑造了权力人物和门徒之间的相似关系，让人不禁联想到维特根斯坦。比如，《修女与士兵》以长者盖伊的死亡开篇，直接指涉维特根斯坦；而其他几部作品则陆续呈现了一位家长式人物的离世，焦虑的门徒们挣扎在自我救赎与崇拜的泥潭中。《哲学家的学生》（The Philosopher’s Pupil，1983）讲述分析哲学家罗扎诺夫在浴室里的死亡过程，及被他摒弃的门徒乔治的赎罪。《寄语行星》（The Message to the Planet，1989）描绘了由于大屠杀而发疯的犹太数学家马库斯·瓦莱尔的死亡，他曾探望垂危的年轻爱尔兰诗人帕特里克，并令其奇迹般康复，随后被人们奉为“大师”。《绿骑士》（The Green Knight，1993）重写格温爵士的故事，探讨布道、彼岸生活、俄罗斯犹太佛教徒彼得·米尔的真正圆寂。默多克曾明确表示，希望这部小说“对哲学做出反击”。尽管这些虚构人物与现实中的维特根斯坦并无直接对应，但在她的文学世界中，她“杀死”了那些家长式的权威人物。这种创作不仅是文学表达的需要，更是一种内心深处摆脱维特根斯坦影响的象征。

尽管默多克对维特根斯坦的权力和人格有所批判，但她从未吝于表达对他的思想的敬仰。在致乔治·克莱瑟尔的信中，她称维特根斯坦为“一汪无尽的快乐源泉，一个穿透枯燥乏味的洞眼，一种纯粹思想的电脉冲”。1993年11月，她历时六年完成的《海德格尔》校样送达，然而在审阅后，她认为此书不够出色，应予废弃。尽管如此，后人仍将其付梓出版。在书中，她明确指出，二十世纪最深刻影响哲学思考的两位思想家是维特根斯坦和海德格尔。倘若说维特根斯坦比海德格尔对她的影响更为深远，她或许会默认。毕竟，她曾将维特根斯坦列为影响自己最深的三位哲学家之一，另两位是柏拉图和康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