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需调动资源、利用创新改革公共部门,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
11月12日,“公共部门与公共服务助力推进可持续发展”国际研讨会在上海社科院举办。来自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公共机构与数字政府司、国际行政科学学会、英国、日本、韩国、菲律宾及中国香港、北京、上海等18位知名大学和研究机构的专家、学者通过线上线下各种形式发表专题演讲。会议聚焦数字政府建设生动实践,在公共服务策略方面提出了科学性与前瞻性的建议。本次会议由上海社会科学院、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公共机构与数字政府司主办,上海社科院信息研究所承办。
会上,《世界公共部门报告(2023)》报告撰写和出版机构相关负责人向上海社科院青年科研人员代表赠书。
会上,发布了联合国《世界公共部门报告(2023)》(中文版),该报告是在联合国经社事务部公共机构与数字政府司支持下,由上海社会科学院信息研究所组织翻译、出版的。
报告从三个角度审视了国家层面的制度改革及其在后疫情时代的潜能:1、政府如何提高公信力及加强政社关系?即各国政府如何重塑与其他行为者(包括其服务的人民)的关系,从而增进信任,促使产生更可持续与更和平的社会所必需的行为变化。2、政府如何评估政策优先事项,解决自2020年以来出现的政策权衡难题?3、政府如何调动资源、利用创新来改革公共部门,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基于疫情后,公众和社会对治理目标和实践方面的期望产生了改变。报告对世界公共部门提出如下建议:
一是,各层面提高参与度和投入度。
咨询、合作和赋权是政府需要采纳并建立决策合法性所必须秉持的关键原则。例如,在预算决策中吸引主要利益相关者不仅有助于获得对这些选择的支持,还可以提高财政成果并增强公共机构信任度。基于透明度、信息披露、参与度、包容性和可修订性等原则进行的开放流程的制度化不会自发发生。这需要制度改革以及承诺、时间和资源投入。
二是,改变公共部门的运作模式,使公共机构能够同时应对危机和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
提高公共行政的包容性,改变公共管理中的思维方式,将人民置于公共管理行动的中心,需要改变公职人员的思维方式,这是支持进程变革所必需的。例如,在司法部门,重要的是围绕人们经历冲突或不公正的情况组织变革工作;让法官和人权维护者参与解决方案的设计;采用法律程序,以便尽早解决问题,并创建非正式的解决争端方法。
政策权衡问题应以公平和透明的方式处理,用于确定优先事项和选择的证据基础应公开和透明地沟通。政府至少应以透明的方式沟通政策优先事项和选择的分配影响。
委托进行独立评估(包括通过外部审计)、改善监测、提高数据和信息的质量和可用性,对于利用这些切入点系统性地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方面的潜力至关重要。
将风险管理纳入公共行政管理的常规程序。例如政府中心,需要解决风险管理系统的差距和克服优先事项制定过程中的制约因素。国际合作可帮助各国政府推动风险管理的作用,通过制定政策优先事项、分享良好做法、缩小影响差距和促进各级政府之间的协调。
推动公共行政管理创新。疫情期间,公职人员和其他利益相关方之间的合作有所加强,创新步伐加快。对公共机构的效率、响应能力和问责制产生积极影响的创新和变革,举例来说,在数字化准备、公共采购、联合生产和人员流动方面,最好应该得到保留和巩固,并应该激发进一步的改变。
管理数字化转型。政府有机会利用数字转型,将人权、包容和不让任何人掉队作为核心。在推广“只用数字”的方法来实现数字政府后,许多国家现在正在转向承认需要综合的混合服务提供模式,为所有用户,特别是服务不足地区的用户提供无缝体验。
三是,建设政府和非国家行为体推进《2030年议程》和管理危机的能力。
加强政府规划和确定优先次序的能力。政府和公共机构有很多机会来提高其规划和确定优先次序的能力。重要的是培训公共机构的工作人员如何使用现有工具来评估权衡和协同作用,包括如何为决策者提供可采取行动的建议等方面。例如,战略远见和情景分析可以纳入公务员培训和公共行政管理学校的课程,以教育下一代公职人员和公务员。人工智能和计算模型可以通过分析政府支出与发展成果之间的联系,为落实《2030年议程》提供支持。在更广泛的意义上,公共财政管理也需要能力建设,包括在预算标记等具体领域。
培养公共行政管理的创新能力。公职人员需要适当具备促进创新所需的知识和技能,特别是在技术、战略预见、危机管理、适应性、韧性和变革管理等领域。然而,疫情期间也表明其它因素,例如工作人员的代理和内在动机以及他们与其他行为者有意义地接触的意愿,也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四是,从危机走向正常:保留和利用疫情期间出现的积极变化和创新。
虽然在疫情期间尝试了不同级别政府更有效的合作方式,但随着紧急情况的结束迫使所有行为体回到规定的或传统的工作方式,这些方式可能会失去吸引力并被放弃。这强调了评价的重要性,以评价体制创新的绩效,使之能够纠正方向,并将努力集中在公共行政的有效做法上。在疫情期间,公共部门的管理者和工作人员往往背离了普遍的先入之见,没有等待传统上公认的所有有利因素到位后进行创新。
因此,问题在于如何保持积极变化,以便在正常时期继续造福社会。公共机构以持久的方式将变革制度化,将其转化为公共行政标准操作程序的变化,这至关重要,公共组织应对不确定性和风险的能力也是至关重要的。公职人员及其互动对象的心态和态度也是至关重要的。